是什么证据认定刘仕华夫妇容留卖淫？又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贯与此次不符？排除刘仕华与警方的“私怨”，相关证据与情节真够定他罪吗？

近日，昆明警方通报了“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的新进展，当事人之一陈艳(化名)的卖淫行为已被“查证属实”，她与其他三名嫖客已被处以行政拘留及治安罚款。另一主要当事人刘仕华，也因涉嫌容留卖淫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这次治安处罚，显然是为进一步审判刘仕华提供证据。既然刘涉嫌容留卖淫罪，总得有证据支持。这类证据，仅仅是其本人供述当然不够，而必须有卖淫者证言、三个以上嫖客证言及相关治安处罚文书支持。

治安文书是可以支持刑事审判，但问题在于，其正当性何在？警察“抓嫖”向来以抓现行为主，当天除了撞上门的“王某”，并没其他嫖客在场，昆明警方又从哪里查到三个嫖客的信息，并据此断定他们嫖娼？行政执法也讲证据，尤其是行政执法结果直接关系到刑事审判后果时，说明相关证据的来源、证明力，就更重要。

昆明警方一定觉得很委屈。既然已经说明刘仕华夫妇“掉包”作假的“真相”，又跨越千山万水抓来三个嫖客，并已对涉嫌违规执法的警察与巡防作出处理，为何仍难换得公众谅解？

道理很简单，就是昆明警方的做法，总给人以用公器泄“私愤”，甚至是“报复性执法”的感觉。“调包”消息曝光前，刘仕华夫妇一直要求警方赔偿，理由是女儿名誉受损，家人受伤。接着，风云突变，警方突然获得新证据，证明刘仕华夫妇容留女儿卖淫，甚至调包作假，刘仕华一家也因此或被刑拘，或被治安处罚。

上述结果出现后，昆明警方有人欣慰地说：“看来我们案子没有办错”。正是这句话，暴露出其真正的逻辑：证明警方没错的好办法，就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错，就能用犯罪嫌疑人结果上的大错，抵消警方程序上的小错。因此，只要努力证明刘家的罪责，罚款创收、粗暴执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小过”了。更关键的是，一旦刘家容留女儿卖淫的情况查证属实，昆明警方之前的负面形象就能得到扭转，伤人导致的民事赔偿，就更无须考虑。

可昆明警方查得越得力，公众却越认为其“动机不纯”，尤其在牵出三个嫖客后，不少人更认为昆明警方用力过猛。事实上，就连早先规定执法机构“违法才赔”的《国家赔偿法》，6月22日进入全国人大二读时，也已删除上述内容，规定只要公权力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害人就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既然如此，把刘家有罪和昆明警方免责画等号，只会让后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起案件事实本就简单，又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大案，能有什么侦查秘密？如果真想树立公信力，昆明警方不如原原本本回答公众疑问：是什么证据认定刘仕华夫妇容留卖淫？又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贯与此次不符？排除刘仕华与警方的“私怨”，相关证据与情节真够定他罪吗？只有认真回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追究责任，公众才可能最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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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13日报道，11日，10名律师学者针对“云南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案件通报，向昆明市公安局、市检察院递交法律质疑函。报道同时透露，最先采写《小学女生“卖淫”案调查》稿子的《云南信息报》记者马某已“休假”，与马一起“休假”的还有两名记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告诉记者，从目前调查结果看，“小学女生‘卖淫’案”完全就是记者炒作的结果，甚至触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报道此事的云南本地两家媒体为此已公开致歉，另外对媒体调查处理还在进行中。

随着“小学女生卖淫案”的惊人逆转，已经处于主动地位的官方，对最早报道此事媒体的整肃也开始了。我没有看到两家媒体的致歉内容，最可能的是报道事实的失实。通常情况下，媒体报道失实只要不是诽谤或诬陷，或是没有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道个歉就可以了，至于处理责任人员那是媒体内部的事情。但此次不同了，对方是公安这样的强势部门，特别是报道给当地政府造成极大的负面政治影响，带来好多麻烦，对媒体开刀问责就是必然的了。云南本地两家媒体当属这种情况。

就“小学女生‘卖淫’案”看，两家当地媒体报道失实之处可能是，轻信女孩家长的谎言，将其中一个已不是处女的女孩误认为处女，这就有了“处女卖淫”的噱头，增加了事实的荒唐性。再一个就是未能看出女孩家长的“掉包计”，事实上为策划作假者推波助澜。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恪守这一准则的媒体出现这种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教训，值得警醒。但需要指出的是，两家媒体同犯一个错误，很难说是主观故意。(这在警方的结果通报中也认为是“欺骗媒体”)同时，记者采访毕竟不同于公安或检察机关办案，可以强制调查，可以上“手段”， 部分事实有出入有时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警察在起初的办案中，也未能查出来，这才有了后来的协商补偿刘家等。可见，最初受欺骗的不仅是媒体，也有警方。应该说，警方错抓人、粗暴执法等基本事实存在，媒体的报道至多是被欺骗后的部分事实失实，而不是全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媒体大动干戈，给人的感觉是关起门来打小孩，将前一段舆论谴责的积怨迁怒于惹起事端的媒体。

地方媒体首先是地方社会正义的守望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云南本地两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刘家两姐妹被以“卖淫”为由错抓就错抓了，身心受到侵害就侵害了，或者至多给些补偿，那些粗暴执法的公安则相安无事？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正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云南两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首先是出于申张正义，其次是对弱势的刘家两姐妹的舆论救济，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依法治国的建设。云南和昆明官方首先应该做的是肯定两报的做法，然后，才是指出报道的失误，以及误导舆论的后果，而绝不应该大动肝火，拿媒体问罪。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这是曾报道过九任美国总统的海伦？托马斯说的，她还说：“新闻记者，是公众信息的提供者，他们是民主的看门狗。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可言。对当权者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督促他们真实、完整、诚实地实践他们对公众的承诺，是记者和编辑的使命。”这个西方记者追求的信念，同样适应于中国的媒体和它的从业者。地方官员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和信念，但强迫媒体和记者完全围绕他们的立场展开工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分工的，也是同新闻伦理相悖的。用打压的手法胁迫媒体与他们同处一个“战壕”，等于关起门来营造一个“独立王国”，门关住了，民主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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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对头。没有民主的社会是暴君统治的社会，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不依法治国的社会，民主永远处于无序状态，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她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最匮乏的是民主，到今天，最不缺的是将所有强势的政府行为误以为是依法治国。这时，民主的看门狗——媒体的作用就尤为可贵了。就以“小学女生卖淫案”说，无论此事给当地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官方、警方、当事人以及媒体，都在这一事件中得到警醒，受到教育和启迪，而且受益的是所有关注过这件事的人。

如果，仅以媒体的难以防止的部分失实报道，就让媒体从此噤声，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不披露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而很多时候缺乏舆论的监督，问题会愈演愈烈。许多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民众不懂法，是缺乏舆论监督的官员权力太过张狂，导致的“官逼民反”。

在西方国家，媒体可以捕风捉影地报道官员，官员还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得笑脸相对。美国最早的新闻工作者约翰？彼得？曾格由于批评纽约殖民地政府被抓，但陪审团却驳回了他犯了所谓的“煽动罪”一说。曾格的律师帮忙打赢了这场官司，他最后的辩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利……有揭露和反抗不受控制的权力和自由……不论是用说出还是写出事实真相的方式。”“有揭露和反抗不受控制的权力和自由”是个具有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能否善待媒体和记者，特别是出错的媒体和记者，不仅仅是个别官员是否具备执政智慧的问题，更是一个地方如何推进民主政治、依法治国的大问题。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脆弱的东西，任何时候对民主的呵护都不过分。在中国，呵护民主首先是呵护媒体，因为他们是公众信息的提供者。而有着官方色彩，看似有话语权的媒体，在官方强势的公权力面前其实是弱不禁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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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的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再次发生了戏剧性转变。6月9日晚，云南省公安机关公布了这一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认为两名小学女生并无卖淫行为，但是两人的父母刘仕华与张安芬唆使刘仕华另一女儿卖淫。通报指出，“3·16”事件是由当事小学生的父亲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而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南方都市报》6月10日)

在转型中国，有些事情之曲折离奇，只怕好莱坞的编剧们也要叹为观止，甘拜下风。在案件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之际，我们不妨将罗生门般的剧情暂且存疑放下。有舆论对此案的持续监督，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信息，包括足以证明事实的证据披露。这里先以警方的最新调查结果为言说的事实基础，笔者就此想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刘某的策划如此容易得逞，而媒体又是如此容易被欺骗，群众更是如此容易被误导？

就像是消费领域中的“知假买假”，要想通过买假获得高额赔偿，就得先认定假货的存在。如果没有假货，知假买假也就不可能发生。本案中，刘仕华等人为获取高额补偿，就要先有警方执法的“简单粗暴”。否则，刘某等人也将无机可乘，从而失去要求补偿的机会。

而要顺利获得补偿，就得先把事情闹大，并操纵媒体向警方施加压力。为了操纵媒体，就得先制造出若干新闻卖点，以争取媒体的支持。按警方提供的事实，刘某等人制造的新闻卖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警方抓错了人，错误认定了“处女卖淫”；二是警方执错了法，方法简单行为粗暴。假如刘某虽然用“小学女生”换下了“卖淫女”，而民警和巡防人员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在现场执法时就揭穿了刘某的“策划”，那么，这以后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问题就是，为何巡防队员当时却没有及时发现涉嫌卖淫的少女已经被调了包？再假设警方当时虽然没有发现人已调包而抓错了人，但只要文明执法，认真调查，真相也就不难找出。可惜这些涉案的派出所巡防人员在执法中却没有那么文明，连官方通报也承认：执法人员的方法简单、行为粗暴，在控制现场、制服当事人过程中，与嫌疑人方发生冲突，并致其中一人左胸第7、8肋骨骨折。

从事实的反推中，我们可能还很难看出些什么。但要想到刘某的“有意策划”是在公安认定“处女卖淫”之前，我们不免要惊讶于刘某对社会心理和警方执法现状的精准把握。基层执法人员习惯性的“方法简单、行为粗暴”已经成了众多民众心中的“刻板印象”。多数网民倾向于相信荒诞的“处女卖淫案”就是警方滥权的结果，这正预示着警方公信力的丧失。

挽回司法公信力，减少“处女卖淫案”中的重重迷雾还得依赖文明执法。否则，这样的“有意策划”索赔案，可能就会像“知假买假”那样逐渐多起来！(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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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父母，孩子是孩子，父母的法律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但孩子受到的伤害不应全由其父母负责。

云南“小学生卖淫案”，近日峰回路转，“原告”变成了被告：9日昆明警方通报，此案系由当事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确实存在卖淫行为，“处女”的检查也存在造假，欺骗了媒体，误导了大众。“女生”父母目前已经因为涉嫌容留妇女卖淫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6月10日《新京报》)

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风云突变，让“主流民意”不知所措，虽然不太接受，但已很难提出合理的质疑。从公关的角度说，警方强调了“原告方”并非夫妻关系，而是同居，并且还有前科等事实，降低对方证言的可信度，在公众舆论上赢得了加分。回到司法领域看这个事件，司法机关应该追求的是“法律真实性”，这并不等于“事实真实性”。剥离云里雾里的真相，单从法律角度看，即便当事警方站到了“原告”的位置上，一些自身问题也不能回避。

首先，警方称刘仕华容留女儿“陈艳”卖淫，招嫖王某某之后，发现门外有巡防人员，便让15岁的小学生刘某某换上“陈艳”的衣服，故意让执法人员抓错，“有意制造事端，逃避查处”。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警方抓错了人。尽管刘仕华他们的行为“狡猾”，但“法律事实”就是，警方将两位并未卖淫的小学生抓了起来，制造了冤案，其中一人未满14周岁，完全不应该受到治安处罚的追究，而且按警方自己的说法，抓捕时“方法简单、行为粗暴”，这事实上已对未成年姐妹造成了伤害。

行政法的理念就是制止公权的滥用，所以必须一视同仁地保护好人和“坏人”，当“坏人”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之时，所有好人也会在危险之中。

第二，刘仕华他们作为父母犯法，孩子却是无辜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政府必尽的职责，当事警方不能忽略。父母的罪行是父母的，应由他们自己承担；现代法治已经明确禁止了“株连”，孩子不应为此被烙上红字。根据报道看，本案中“陈艳”属于卖淫违法行为，刘仕华等构成容留卖淫的犯罪，但刘氏两姐妹没有违法犯罪，且刘某某在家长的指使下换上“陈艳”的衣服，迷惑警方，也不能构成犯罪。客观地说，在抓捕时当事警方尚未了解真相，错抓了刘氏姐妹有情可原，但在事后的调查中，不应忽略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尤其是对当初办案时的“粗暴”，需要有明确的说法，比如道歉。

按警方的通报，刘氏姐妹中有一人处女膜已经不完整，而“处女不完整”不代表女孩子不是处女，这有可能是由外伤、激烈运动造成的；就算女孩不是处女，也不代表其从事了卖淫，或者品质上有什么“不贞”。而在警方的通报之中，并没有注意将刘氏姐妹和她们家的卖淫犯罪活动加以区别，普通人的感受是刘氏姐妹也是违法活动的一部分，构成“株连”，这是有违现代法治的。

然而，当地警方在通报中表示“派出所巡防人员方法简单、行为粗暴，致使普恩富肋骨骨折”，包括对有关责任人的处分，都没有提及对未成年姐妹的伤害，更没表达对她们伤害的歉意。

站在宪政法治的角度看，公权机关天然地被“有罪推定”，即使处女鉴定有假，即使有所谓“刁民”敲诈政府，政府应做的除了依法处理敲诈者，更要用依法行政、公开透明来自证清白。而且，父母是父母，孩子是孩子，父母的法律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但孩子受到的伤害也不应全由其父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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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警方判定小学处女卖淫”引发公众愤怒的震惊，到中途“要求再次处女鉴定”的避重就轻，直到近日正式宣布调查结果“重新认定小学女生卖淫”的惊天逆转，没有走向公众预期的“处女卖淫案”似乎正用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前期颇得公众同情的刘仕华一家人。

且看警方列举的证据：在警方实施抓捕时，故意让另一女儿刘某某冒充实际卖淫者“陈艳”，使警方抓错人；为获高额补偿，以冒名顶替的方法获取虚假处女证明材料，误导媒体；特别指出“唆使女儿卖淫”的刘仕华的前科——曾因抢劫、盗窃罪判刑9年。据此，警方将此案定性为：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并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

的确，刘仕华的犯罪前科，冒名获取虚假证明的案情，足够让人们将信任的天平倾向警方。甚至，连“女生”卖淫可能也确有其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刘某造假等行为有着确凿的证明，但事关“女孩是否卖淫”这一案件核心点的证据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警方始终没有抓住现场卖淫的证据。也因此，仅凭以上间接证据就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无异于前期警方紧盯的那张处女膜认定，就和不是处女就是妓女一样可笑。放在此处则可解读为，将刘仕华的犯罪前科、伪造处女鉴定作为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的必要证据。这两个悖论的共通点是，都想通过一些无关核心的间接证据，避重就轻地断定当事人有罪。

从此似乎可看出，身陷“处女卖淫案”舆论漩涡的当地警方，比当事人更急于自证清白。这也或可解释，为何警方在通报中一再强调刘仕华涉嫌处女鉴定造假，甚至将其犯罪前科也醒目标示出来。为何一桩以是否卖淫为核心的案件，最后却定性成刘某有意策划的恶劣事件？从中，我们或可窥见一条暗藏的公权滥用链条——前期仅凭道听途说，在没有抓住现场证据的情境下，就滥用权力抓人；中途要求再次鉴定处女膜，试图以处女膜作为是否卖淫的证据混淆视听；最后急不可耐地拿出一串间接证据，认定卖淫罪成立。

在这样的权力滥用思维之下，很难想象，倘若此事件中刘仕华伪造处女鉴定，不过是因为女儿无意造成了处女膜损伤，而自己又急于自证清白的无奈举措；所谓故意让女生冒充实际卖淫者让警方抓错的行为，也不过是让不同女儿送客人的无意之举。那这些列举出来的所谓证据，不就是谋杀无辜者的权力匕首么？而谁又敢肯定，我们不会是下一个无辜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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