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播出的《百家讲坛》上，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为商纣王“翻案”。钱文忠认为，“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其被冠以“暴君”称号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对这个新闻，如果人们捋起袖子与钱文忠教授一争长短，或者愤愤然于“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那就太没意思了。在钱之前，古代早有学者对“暴君”评价提出过质疑。商纣王的问题，与其说是个单纯的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或历史—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关注，商纣王被称为“暴君”背后的一系列历史政治运作。

可以肯定的是，周人绝对需要将纣王说成是一个“暴君”，这样一来，“武王伐纣”以及周取代商才有统治的合法性。商纣王残暴，周代商就合理合法；前朝统治黑暗，扯旗起义进而改朝换代就合理合法。也就是说，是不是残暴和黑暗并不要紧，只要将历史合乎需要的定性，然后将组织起来的历史固化成记忆，统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起来，并不断被历史记忆所确认。

制造历史，管理记忆，证明合法性，这种同义反复的历史游戏，正是历史的秘密所在，也是任何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绝不轻易放弃的工具。有些时候，社会内部的斗争并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记忆、通过历史知识来进行的。

最近，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的一篇文章谈到，他陪一个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参观宋庄美术馆，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遇罗克雕像问：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这篇文章和这件事可能很容易被“埋没”，但在我看来，它们与关于商纣王“翻案”的讨论其实涉及到同样的历史政治问题。

1966年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对当时风行的血统论予以批驳，1970年遇罗克被判极刑，1979年此案平反。于先生说，“(遇罗克)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遇罗克、张志新等人及其精神没有体现在国家教育和宣传政策之中，历史书也多一笔带过，讳莫如深。这样，许多人就会丧失掉历史记忆。于先生感叹道，“如果我们的历史正在进行选择性失忆，那将会剥夺下一代了解的权利和选择的可能，使他们只能按规定的模式成长，甚至失去了探究历史和真相的兴趣。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我想，全面记忆历史不是人脑所能承载，必然有一些被记住，另一些被遗忘。但是，选择性的记忆，决定哪些记住、哪些遗忘，什么被要求记住、什么被有意遮蔽，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取决于当下的目的，取决于要造就什么样的当下社会，造就什么样的当下之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过来理解就是，“民”若知道了某些事情，恢复了某些记忆，就不利于“民”的驯顺与服从。

福柯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谈也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看关于自身的历史，哪些曾经发生过但“化为乌有”，被纳入进记忆的管理，就大致可以知道社会的性质和我们自身的状况。(作者为长江商报评论主编)

'/>

复旦教授钱文忠称纣王其实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越的帝王。作为学者，他应该站出来主导话语权(4月12日《成都晚报》)。

郭沫若先生早就客观肯定纣王开疆拓土、传播中原文明的历史功绩。不过这些所谓的功劳不过是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和文明传播的作用，而非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初衷。如同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我们绝不能由此而对战乱频仍、生灵涂炭视而不见。

其实此事中令人关注的倒是钱文忠教授“作为学者，应该站出来主导话语权”中所凸现的“话语权自恋情结”。孔老夫子就曾霸道地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现代社会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一个区域的公共事务，以及种种观念上的、文化上的探讨，都不可能由精英阶层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民众也不再任由自己的脑袋成为精英话语的跑马场。

然而，事实证明，仍有不少专家学者意识里依旧残留着贵为学者即可高高在上、指点江山、主导民众的陈腐观念。由于对精英话语权的“自恋”乃至“自大”，以及自身立场、利益所囿，一些学者专家热衷于抛头露面，语出惊人，追逐轰动效应，更有甚者甘为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打着专家与学术的旗号，行诱导、误导民众之实。所有这一切，使得学者的话语权表达，在当今社会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和民智挑战。对此，身为精英的专家学者难道不应该反躬自省吗？

'/>

钱文忠在《百家讲坛》上为商纣王翻案，称商纣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这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他说实际上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着的帝王。

中国的历史向来是“成王败寇”，前朝的历史由后朝来书写，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更多的时候，历史是胜利者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纵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商纣王较之后代的君王，确实“暴虐荒淫”得举世无双么？否也。《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一是酗酒；二是不用贵戚旧臣；三是登用小人；四是听信妇言；五是信有命在天；六是不留心祭祀。

酗酒竟成讨伐的一个原因，有点莫名其妙；不用贵戚旧臣，那是打破“用人唯亲”；登用小人，那是“唯才是举”，起用平民子弟；听信妇言有何不可，只要言之有理，管它妇言还是夫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算多大的罪状，真是难说。从这些罪状来看，很难跟“暴虐荒淫”划等号。

民间有句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齐民要术》、《本草纲目》这些技术类的书多信点无妨，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几个疑问好点。其实，为商纣王翻案的并非钱文忠第一人，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

曾经有一个老人跟我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好的一面，也要看他不好的一面，这样才全面，就像看孔雀开屏，正面看美不胜收，跑到孔雀的后面看，就是一个丑陋的屁眼。这话被我长久地记住。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单用一个角度看是不妥当的，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功勋卓着，将是另一个极端。只是，既然历史是胜利者的面团，所以极端常常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