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改变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制度本身。”李卫东表示。李是南开大学教授，亦是长江学者，因其阻止自己的博士生发表论文，以反抗教育体制的做法，引起舆论的关注。其对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深表反感，但，他是挟“学生前途”抗体制的。

结果是，他安然无恙，他的学生虽毕业，却无缘学位。以往，一个人单挑体制，近乎被视为一种悲壮的行为。李教授俨然将学生的前途和利益，当成掷向体制的“炮弹”，将自己包装成斗士，其学生则沦为炮灰。悲壮里沾染了太多的自私。

现行体制下，在核心刊物发论文，是博士们毕业的“必修课”。如，南开大学要求本校博士须在SCI或EI的索引源刊物，发表至少一篇论文。发表论文与学位挂钩的“一刀切”，风行于各大高校。除却对博士生水平检验，还夹带了高校利益的“私货”。

教师和硕士博士的论文数量，关乎学校的排名。于是，形成一种倒逼，学校为功利，发表论文成评价教师和学生的硬性指标，论文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挂钩，与学生的学位和奖学金挂钩。如此，学生的毕业权旁落到期刊编辑手中，滋生了“论文腐败”的顽疾，拿钱买版面，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用论文“绑架”学位，显然过于僵化，流露出体制积弊。如此体制固然是催生“学术超人”和“学术民工”的诱因。然，这牵扯到一个评价体系的问题。时下，中国教育的评价体系是量化的，对于博士来讲，主要是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

显然不能单纯地以发表论文论英雄。但，除此之外，还有更让人信服的指标吗？有学者称，“评价学生的能力有很多方面，如实验能力、创新能力等”，难道写论文不能体现出上述能力？若不能，又如何评判实验和创新能力呢？

发表论文像高考一样，弊端丛生，可又不能取消。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一些需要自觉遵守的规则，处于被遗弃的境地。上文提到，在论文方面搞“一刀切”过于僵化、呆板和冷酷，退一步，如若没有这个硬性指标，高校教师和博士们就会安心作学术？

在一个更好的考试方式或评价体系，被发明创造出之前，高考不可能被取消；一个更好的学术评价体系被开发出之前，发表论文还将是核心重点。有很多人喜欢拿美国与中国比，但必须清楚，两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不同，两国的社会环境更不同，不只是体制的原因。

在现实语境下，若高校教师的收入与论文脱钩，博士学位亦与论文脱钩，有多少教师和博士愿意潜心学术？即便有这个硬性规定，仍然挡不住，高校教师和博士们，搞各种兼职，捞取各种外快。相对来讲，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比其他方式更能证明一个人的学术能力。

不论是高考还是发表论文，似乎陷入一种窘境：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硬性规定太多、太死，埋没了一些人；若太少或没有，则会放纵一些人。每年高考，总是有很多人冲着高考制度扔板砖；每年硕士博士毕业，总是有很多人冲着论文制度“开炮”。

看着不顺眼，可以骂两句，可以去表现一个人的“英勇”，单挑体制。但，拦着学生不让他们参加高考，拦着博士不让他们发表论文，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和利益，是极其错误的，再者，你也没有这样的权利。拿“学生前途”抗体制的李教授是绝对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