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遭遇网上一篇博文炮轰，博文的作者是曾经与余秋雨打过名誉官司的“老冤家”萧夏林。萧夏林认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属“虚构捐款”。萧夏林比较了去年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四家媒体关于余秋雨捐款的同源报道后认为，由这四篇报道可以确定，余秋雨及他所担任名誉董事长的某文化公司当时实际一共只捐款6万元，而并非余秋雨自己所默认的捐款20万元。(6月4日《广州日报》)

在“诺而不捐”已成部分慈善家所遵循的潜规则的背景下，余秋雨深陷“捐款门”无疑极具震撼性。针对余秋雨“虚构捐款”的博文，余秋雨的妻子马兰女士回应说，“这是信口胡说，过于无聊。”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先生对此回应，“千万不要听信谣言，他写这个文章的动机在哪里？我真想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神志是不是清醒！”而余秋雨先生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是不屑于回应还是其他原因，我们无从得知。

在这个“借名人上位”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不完全排除萧夏林借余秋雨炒作自己的可能性。但是，在萧先生那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博文里，对于余秋雨虚构捐款问题，似乎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如果不是有着对余秋雨先生作为名人、作为文化学者最基本的信任，那博文的判断还真不由得让人不相信。

但是，有着著名文化学者、知名公众人物的底色，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在慈善事业上实事求是，这倒也未必。《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曾经透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左右。前段时间，针对部分慈善家和慈善企业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的现象，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刘京甚至表示要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黑名单”。这其中涉及的企业全是知名企业，知名的信誉并没有保证他们恪守慈善捐款的诺言。所以，如果萧夏林没有明确的恶意，那么他对余秋雨先生置于“捐款门”的舆论漩涡中，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大错。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余秋雨“虚拟捐款数额”和“诺而不捐”的性质是同样的，这其中免不了让人怀疑余秋雨有借夸大捐款数目和捐建希望小学来赚取眼球、进行商业炒作的嫌疑。事实上，媒体确实曾经曝出了多起利用地震效应自我炒作的例子。

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余秋雨写书或者上电视做嘉宾，他就像一个标签，批评余秋雨或者置喙余秋雨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时间长了，关于对余秋雨先生的批评我们都接近于以看待娱乐新闻的眼光来对待了。

而这次余秋雨深陷“捐款门”，我们并不能仅仅以八卦的眼光去看待，或者仅仅把它视作是萧夏林和余秋雨二人之间的口水官司。在中国部分慈善家和慈善企业善于借助捐款来达到炒作自己的境况下，我们不妨将余秋雨的“捐款门”看作一场公共事件。余秋雨自然应该抛弃个人情绪(比如他可能对萧夏林“挑衅”的不屑)，站出来用事实回击萧夏林的“挑衅”。公众需要余秋雨“捐款门”的真相，公众更需要一个公众人物能够站出来推倒“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的潜规则，带动更多人为中国慈善事业中的漏洞打上“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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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余秋雨在网络上被指责承诺为地震灾区捐款20万却始终没有动静，其助理金克林做出回应，“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通过九久读书人直接捐的，现在九久的董事长在台湾，等他回来后会和余秋雨一起联合跟媒体交代此事。”

此前，《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萧夏林曾在博客中撰文，认为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虚假捐款。作为文化明星的余秋雨无疑又一次面临严重的公信力丧失之虞。

有什么比名人的公信力丧失更可怕呢？面对这样的吊诡，余秋雨何以“全身而退”？公众又该成为何样的“旁观者”呢？

“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虚假捐款”作为一种指认，当然需要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一种能打消公众怀疑的答案。要不然，这与我们遇到的众多“诺而不捐”的慈善潜规则有何区别呢？《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透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而众多的慈善怪相也证实了这点。

那么，当余秋雨捐款也要沿着这样的路线“前进”时，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会异化为名人的慈善潜规则？假如果真如此，尴尬的恐怕不止余秋雨一个人。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根据这一见解，我们是否可以说“余秋雨利用慈善获得‘美丽外观’，慈善利用余秋雨获得了‘名人效应’”；而当这种做法与现实中的慈善潜规则同流合污时，余秋雨“捐款门”就成了点缀生活的“慈善口红”，也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

从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首富”事件、青歌赛是非、“故居门”、 “大师”事件、“含泪”事件、“私通”事件到现在的“捐款门”，可以说，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这对于作为公众人物的余秋雨来说，或许赢得了关注度，但是，这样的关注度是谁的需要？公众的、娱乐的、还是余秋雨本人的？如果说那些属于学术范围内的争议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以公信力为赌注，以公众感情为筹码的“捐款门”，恐怕就有犯了众怒的嫌疑吧？

作为一种期待，笔者不愿意让余秋雨“捐款门”成为“慈善口红”，异化为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但是，这种期待无疑是建立在能让公众信服的解释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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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最近又遭炮轰：余氏“老冤家”萧夏林发文质疑，余秋雨为震灾捐款20万的承诺，至今未见动静，他认为余秋雨是骗子，诺而不捐。（6月4日《新京报》）

对此，余妻马兰女士回应说：“信口胡说，过于无聊。”余的助理金克林也劝人莫信谣言，称萧夏林“精神失常”，不过反驳归反驳，却没听他们确凿地说怎么捐的，捐到哪里，反而要人家拿出证据来证明余先生是“假捐”。

一时间，众说纷纭，却唯独不见秋雨先生自己的解释，——— 是不屑还是另有隐情，倒也不好妄自揣测。余先生缄口不言，我们只能听他身边的人怎么辟谣了。金克林补充道：“余秋雨先生怎么可能假捐？他不会假捐款这是常识问题，像他这样的人有必要假捐款么？”

在某些假捐几成慈善潜规则的语境下，金先生说：“他不会假捐款这是常识问题，像他这样的人有必要假捐款么？”常识约等于真理，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带着无须论证、颠扑不破的神话色彩。所以金先生的话，让人不禁浮想联翩。

“像他这样的人”究竟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此宛如圣贤化身般的魔力？不妨从秋雨此前的种种作为中求解。我们记得大地痉挛之后，余先生劝告请愿灾民，“使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在“秋雨故居”屋檐下，秋雨先生不管公众智商，径自将“大师”降格到“老师”以下，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地笑纳了。那忸怩含羞之态，使得评论人质问：余先生，咱真诚一点能出人命吗？

其实，就在假捐风波之前，5·12前夕秋雨先生又成功吸引了舆论视线。他在“天天泪流满面”之后，去四川做了一次 “5·12的大爱至善”的演讲。主题大概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品质上是全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大爱、至善的王国，平日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若翻译一下他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我们是一个在灾难中表现大爱的民族，善于从废墟中总结经验、发现人性光辉，将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后含泪对着镜子，给自己掌声。这些说法，其中有着一些真切感人的东西，而对此一再阐述的同时，余先生的光辉好像也随之万丈了起来。“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假捐，似乎真的应该是个常识。

只是，他的“大”字诀刚一发动，就曾让人联想到八戒长老迎风变化的法术，大呼“余长老请收了神通吧！”假如余长老通体散发着几近于圣哲的神话光芒，民众眼里只是炫目而扎眼的五彩神光，谁能看清光圈后真身？谁能判断出“秋雨假捐”会不会像 “秋雨含泪”一样流行于2009？秋雨，你会不会“含泪假捐”？

其实除了在骗小孩的童话世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不相信法术，那往往是骗术的别称罢了。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我们也跟着喊一声，余长老，请收了神通，告诉我们20万在哪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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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这几天又陷入麻烦，遭遇网上一篇博文的炮轰，博文作者是余秋雨的“老冤家”萧夏林。这篇名为《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作者认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捐款属“虚拟虚构捐款”，对外宣称20万，实际只有6万。(6月3日《钱江晚报》)

按说个人捐款与否，捐多少钱，都是他自己的事，他人无权过问。但余秋雨不是寻常的“个人”，而是影响力极大的公众人物，他有没有捐款以及捐款多少，就不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了。

余大师一直活跃在公众视线里，出书、演讲、做评委、参加访谈。他在公众面前也一直是儒雅博学、道德感强的形象。汶川大地震一年来，余大师频频亮相，在各种场合宣传其对灾难的认识，地震周年祭时，还高调去都江堰做了一场“5·12的大爱至善”的演讲———他的名气，从文化圈扩张到普罗大众，使国人尽知有个“含泪大师”，这与他在大地震期间的表现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余大师是大地震的既得利益者。

与此相关的是，媒体报道过余大师的捐款承诺和金额，他本人也在博客里认可，这可视为正式承诺。而如果最后不兑现捐款承诺，于法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都是对公众的愚弄与欺骗。因此，余大师很有必要说清“虚拟虚构捐款”的真相，这是一名享受了极大好处的公众人物不容回避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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