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生产型、投资型支出。经济多年迅猛增长，建设公共财政也已十余年，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更大的问题在于，支出是否足够有效。如果并非足够有效，那么，通过减税，将资金尽可能留在企业和个人手中，由其自主作出投资决策，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均属财政政策工具。两者效果孰佳，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公共投资的代理成本，是否“崽卖爷田不心疼”；二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如果企业本身属于夕阳产业，相关市场已经饱和，那么，即使减税增加了其资本，投资也很可能是无效的。

在当今中国，代理成本之高无需赘述。然而，也应看到，在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减税对于居民的直接后果主要是增加储蓄，而非消费，而储蓄又会转化为投资。中国应积极完善社保体制，切实提振内需，同时，努力提高商品的附加值以完成产业升级。为此，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留存，用于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削减税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在于此。如果国民经济不能在“十二五”期间成功转型，中国很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个税改革应该在整体减税的大前提下，加强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过，所谓“调高”不应是所谓“劫富济贫”，更不应该是对勤奋和能力征税，惟有那些不劳而获的财富，那些设租寻租和依靠垄断获取不义之财的集团，才是理应被“调高”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