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部门，按照各自机构进行了分工，根据这些机构，还设置了一整套规范的办事程序。如果这些机构尽职尽责，程序也都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那个人的问题，不论是日常事务，还是投诉举报，都应该能找到相应的分管机构，得到妥善接待处理，乃至回告。在这种井然有序、各尽其责的行政效能面前，普通人根本用不着需要知道领导的手机号，而领导也压根无需有手机被陌生来电和非职责内问题骚扰的烦恼。可现实偏偏是，不仅老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有问题找领导，甚至于党政部门也越来越把公布领导的联系方式，或者一把手接访，当做一种自以为能达到高效和显示勤政、廉政的行政方式。这样的社会生态，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层级分工和行政程序，已经落入失效状态。

不可否认，公开官员手机号，有利于领导更好了解真实的民意，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过程中可能的延误和扭曲，是现代社会信息和政务公开的一种表现，但如果政府部门习惯如此简单推进，无非是原来的行政状态没有丝毫改变，又增加一种新的行政程序。这和山东济宁的“马上就办”何其相似，这种思维蔓延开来的结果，就是重叠的程序越来越多，造成公共行政资源的浪费。

对于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本不该期望什么公开领导手机号，而应该期望现有的行政机构分工，能发挥应有作用，使行政程序无须领导直接过问，也能高效畅通。至于公开个人联系方式的举措，倒是更适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类群体，他们多听听公众的声音，多履行自己建言献策的职责，对政府进行监督。那官员无须公开手机号，也一样能了解百姓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