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要想改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冲动怪圈"，就要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就要保证二次分配合理；要保证二次分配合理，就要加强对农村的投入，让农民敢花钱并且有资本赚钱；要保证农民有资本赚钱，就要对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

现在中国经济到了转变以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的时候。我们要先过渡到消费与投资并重的阶段，然后再以消费为主，扩大内需。

目前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三个资本概念的问题。第一个资本概念是物质资本。增加收入，首先是靠物质资本的投入。第二个资本概念是人力资本，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经验、智慧这些都构成了人力资本。第三种资本概念叫社会资本，这与我们现在报纸上所谈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也可以说是社会资本，但与真正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社会资本是一个无形资本，就是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比如广东、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利用的就是社会资本。

这三种资本共同创造财富。而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这三种资本中城市都占优势，农村都处于劣势。物质资本都有产权，城里土地是国有制的，城里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可以用于转让投资，投资者可以将其转化为资本。然而农民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没有独立产权。宅基地集体所有，不管房子盖得多好，都没有产权，没有房产证，这就是现实。中国农民在物质资本上，远远不如城市居民。

所以，要扩大内需，一是要给农民产权，让农村的资本能够投入市场；二是要有合理的二次分配，保障农村的教育和医疗。

农村蕴含6万亿投资消费潜力

2009年1月，在央视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现场，厉以宁表示，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绑在一起。而在这几年间，他一直没有间断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关注和呼吁。

本报记者：农村土地流转一直是您关注的问题。几年前重庆开始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被认为是实现土地流转的新尝试，您怎么看？

厉以宁：我一直呼吁，把产权改革进行到底，让农民有产权。据统计，光农民在宅基地上建起的房子就值18万亿元，就算其中有三分之一抵押贷了款，就相当于多了6万亿元。这6万亿元要是拿出来做生意，能带动海量的资金流动。

本报记者：如果让农村的土地流转起来，可能就会涉及农村金融的问题。您认为在农村土地抵押、流转的环节上，还需要增加哪些保障？

厉以宁：这就需要两个机构，第一个机构是要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中心。农民的资信情况要通过农村信用担保中心评估，再让银行放贷。第二个要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便于抵押土地的转移。目前，重庆已经就此进行试点，结果好的话，应该向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