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梁启超所言：“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二》）只有如天文历算者因“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其它领域少人关注，（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效益就更谈不上了。

近代以前，发明主要源自工匠的经验，许多发现也是由天生敏锐的头脑偶尔作出的，它们之间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中国人口众多，经验丰富和头脑敏锐的人当然也比较多，这就保证了中国在古代技术领域的规模优势，但近代以来，发现（科学）发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主要是通过假说和可控实验来获得知识，欧洲人还以专利法、知识产权来配合知识的社会应用和效益保护。如果仍然用经验总结为主，缺乏“为学问而学问”的专业人士和鼓励创新的体制阙如，就必然与专业化、体制化的西方科学拉开距离。